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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毛澤東，一九五八
當時人民都造反，正如這之前人民都革命，之後人人又都誨言造反，或乾脆忘掉這段歷史，人人又都成了大災大難的受害者，忘了在災難沒落到自己身上之前，也多多少少當過打手，歷史就這樣一再變臉。你最好別去寫什麼歷史，只回顧個人的經驗。……而且說不準什麼時候，等人忘了，又捲土重來，沒瘋過的人再瘋一遍，沒受過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為瘋病人生來就有，只看何時發作。——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是共黨統治中國五十年來最關鍵的十年。在1966年之前，中國還是個典型的共產主義國家，用計畫經濟和一黨專政來統治人民。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居然放任紅衛兵對抗共產黨員，在任何共產國家都不曾出現這種情況。數萬名官員被羞辱、毒打甚至被殺害，社會秩序一片大亂，甚至必須動用軍隊來維持（但方式也同樣殘忍）。
在這本巨作中，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解釋為何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描述他如何一手操控這場運動，以及如何不擇手段地誅殺異己。作者也記述在這場駭人的政治災難中，國家如何變成互相屠殺的戰場，整個文化大革命後來完全失控，肅殺的氣氛癱瘓了整個國家。除了平民之外，毛澤東還得忙著對付他的政敵：林彪、周恩來、鄧小平、江青。
毛澤東死後，為了平復這十年間的肅殺與混亂，接任的領導人鄧小平採取改革的路線，此後資本主義在中國欣欣向榮，共黨也不再具有絕對的威權。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這本書，不僅是對毛澤東有精細的分析與批判，也是見證這個轉折年代最具公信力與可讀性的資料。
本書特色
關於文革的研究，受限於中共的政治氣氛，過去三十年來，反倒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比中國人更細膩，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重鎮，就非哈佛的費正清研究中心莫屬。本書的作者麥克法夸爾早先與費正清共同編著《哈佛劍橋史》，目前是公認的中國問題專家。另一位作者沈邁克精通中文，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正好在上海讀書，親身在中國目睹那個狂熱的年代。從作者的背景看來，本書的除了客觀中立及資料嚴謹之外，兩位作者本身與中國的淵源，使得他們的筆下多了些時代的關懷，尤其是針對文革中的知識分子。
本書所根據的史料，大部分都是第一手的官方文件及文革參與的回憶錄與訪談，所以本書並非純粹的史料彙集，而是兩位歷史學家畢其一生的研究熱情與志業撰寫而成的扛鼎之作。本書目前在中國仍未被授可發行，此次能在台灣發行繁體中文版便顯得意義非凡。正如兩位作者所言，希望本書的發行，
啟發更多人對文革、對現代中國的探究。
作者簡介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生於英國。他生涯資歷豐富，曾在中國擔任駐外記者，為每日電訊報、BBC等媒體採訪撰稿，也曾短暫從政，目前為哈佛大學教授。他曾擔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並且曾和費正清一起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他著作主要集中在討論現代中國的問題，也被西方世界認為是卓越的中國問題專家，尤其關於中共崛起至文化大革命的這段歷史。
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
瑞典隆德大學教授，以熟練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資料豐富和考據縝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聲譽，他和麥克法夸爾用十年的時間撰寫本書，計劃將成為西方一些大學的教科書。
序
理解現實中國的鎖鑰
──讀『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文∕楊照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自序裡輕描淡寫地說：
「......我到哈佛任教，一位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要我在哈佛核心課程的『歷史研究Ｂ』門類中，開設一門有關文革的課程。......這門課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歡迎。」
麥克法夸爾話說得真低調，完全沒有提到他在哈佛開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是全校註冊上課人數最多的課程，多到什麼程度呢？多到要讓所有學生齊聚一堂聽講，只能動用學校裡平常辦音樂會、上演舞台劇的「山德斯劇院」！即使扣掉必然會有的翹課學生，每當「文革」上課時，「劇院」門口總還是有幾百個學生必須耐心排隊等候入座。
還不只如此，八百個修課的學生除了聽講，依照規定還得分班定期討論，一分下來至少得分三十個討論班，每班需要一位助教，於是那幾年，「文革」課是哈佛中國史研究生的重要財源，大家都可以到麥克法夸爾教授班上謀個助教教職，靠助教薪水支應生活費用。
八○年代後期，我在哈佛見證了「文化大革命」課程驚人的轟動程度，也就不斷地在心中疑惑：為什麼？為什麼發生在中國的一場動亂，在這些學生出生前開端，而且也結束了十幾年，卻能夠吸引這麼多美國大學生爭先恐後登記聽講？
麥克法夸爾教授當然有其風采，但光靠他上課的表現，不足以解釋這個現象。有一年，通識核心課程排出了一門不可思議的「夢幻卡司」課程，找了生物系的顧爾德（S. J. Gould）、哲學系的諾奇克（R. Nozick）和法律系的德蕭維茲（A. Derschwiz）三大全國知名的明星教授一起對談上課，然而這門課的註冊人數，竟然還是贏不了「文革」。
一度我以為真正吸引學生的，應該是「文化大革命」這項課程名稱。學生或許是以為課程?的是文化如何發生革命性變化的觀念，以及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文化革命現象，他們並不明白其實課程從頭到尾解釋的是再具體不過的一段中國當代歷史過程？
然而，「文革」年年吸引大批學生，光是課程的筆記影印就在校內滿天飛，加上學長學姊口耳相傳，後來的學生怎麼可能繼續誤會上當呢？
接觸過一些修過「文革」課的學生，慢慢地，我的疑惑有了些比較具體可靠的答案，或至少是接近答案的方向。吸引這些學生的，是「文化大革命」內在不可思議的強烈戲劇性。「文化大革命」要用革命的手段，一時之間打破一切既有的秩序，這樣的想法何其激烈、何其天真！多少兒童、多少少年，在某個天真的時期，面對外在世界加諸在他身上的層層管制，都曾經幻想──如果能夠把這些討人厭的權威通通一掃而空，多好！成長過程中，他最終必須慢慢學會放棄如此的天真幻想，可是他不會真正忘掉那種砸掉整個世界，按照自我意志予以重建的衝動，怎麼也想不到，這樣的衝動，竟然曾經在中國真正被付諸實現過。這裡面就有了讓年輕學生不能不好奇的戲劇性。
這些年輕學生們也都還記得，自己有過的另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望。如果這個社會，甚至這個世界都沒有了大人，多好！真正「小鬼當家」，讓小孩、少年可以不受大人干擾地追求他們要的，包括玩具、冰淇淋、愛情、報復、正義乃至於暴力破壞帶來的快感，他們好奇渴望的，總是被大人阻止，因而也就總是刺激著「沒有大人」想像。他們從「文革」的課程中驚異地學道：在中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共產黨控制最嚴格的國家，竟然曾經以整個國家的規模，試驗讓學生，高中甚至更小的學生，組成「紅衛兵」為所欲為，這是多大的印象落差，又是多讓人難以接受卻又不能不接受的戲劇效果！
「文化大革命」吸引那一代美國學生的一部份理由，也曾經吸引過他們的上一代，那些參加過胡士托音樂狂歡、留長頭髮、吸大麻吃LSD、主張性解放的嬉皮們。嬉皮身體力行的理想生活，核心部分其實也就是一種「反大人」的童真夢幻，反對「大人」的勢利、虛偽、拘謹、管控，相對熱愛自由、真實與脫離現實的境界。透過他們自己的價值信念，他們看到的「紅衛兵」是同樣理想熱情發散的中國同類，更重要的，他們看到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跟自己國家的「大人」形成在遙遠不過的極端對比，自己家的「大人」想盡辦法打壓年輕嬉皮，毛澤東卻鼓勵、發動「紅衛兵」來鬥爭「大人」。他們怎麼能不崇拜毛澤東？
那個年代，六年代後半延續到七○年代初，西方青年反叛文化發展到最高峰。參與其中的人數最多，卻也因此有了最複雜的路線與派系分分合合。反叛青年中一定有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比較激進的共產主義者的區別，而共產主義陣營裡，又一定會有比激進更激進的「毛派」。
「毛派」的特色，是本質性地反對一切權威，通常包括自身所屬的黨或組織的權威。除此之外，「毛派」緊抓「造反有理」的口號，表現出一種強烈青少年式的破壞狂熱，他們對於要改革新造一個什麼樣的新世界沒有什麼興趣，將所有精神投注在如何打倒他們討厭的事物上。 那個時代「毛派」是個世界性的重要現象，也是此起彼落恐怖主義組織，背後共同的信仰。從日本到義大利，從歐洲到南美，到處有「毛派」，到處有「毛派」奉毛澤東之名作出的種種破壞行為。
世界性「毛派」尊崇的，不是長征的毛澤東，不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更準確些說，是他們想像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那個時代，中國仍然對外封閉，沒有人能進到中國看到「文革」真實的面貌，即使這些「毛派」也都不可能理解「文革」給中國帶來的破壞到達什麼程度，不過，他們對於「文革」精神的掌握，尤其是「造反有理」刺激的青少年情緒，其實掌握得還蠻準確的。
「毛派」心目中的「造反」，和實際的「文革」之間最大差距，在於「造反」的限度。「毛派」真心相信「造反有理」，換句話說，任何既成秩序與權威，都在他們「造反」的範圍內；然而在中國，「文革」再怎麼徹底革命，再怎麼徹底造反，再怎麼炮打司令部，毛澤東卻一直是絕對不能被挑戰的最後權威，造反反到最後，還是要「擁謢毛主席」，彼此對立武鬥的團體，都堅持自己是毛主席的子弟。
依照一個不容許挑戰的權威來進行造反革命，也就是「奉命造反」，正是「文革」最核心也最內在的矛盾落差。
矛盾的，不只是為什麼激動造反的青少年始終不敢挑戰毛的權威，也包括了，掌握那麼大權力的人，為什麼還要命令人家去造反呢？造反不是奪權者才運用的手段嗎？已經擁有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的人，不是應該反過來成為大保守派，嚴守既成秩序，對鞏固、延續自己的權力最有利嗎？
後面這項常識想法，使得許多想要解釋毛發起「文革」動機的人，都特別強調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地位，以及劉少奇對毛澤東構成的威脅，以鬥爭劉少奇作為「文革」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解釋，順理成章，卻不完全符合史實。面對毛排山倒海而來的行動，劉少奇根本招架無力，也幾乎不曾真正試圖對抗，很快就被壓伏了，顯示即使「文革」之前，劉少奇都沒有足以跟毛相庭抗禮的實力。黨機器始終掌握在毛的手中，國家行政機器，從基層一路上來，都比黨矮一節的，劉少奇哪有多大本錢可以對抗毛澤東？
然而，劉少奇節節敗退，乃至劉少奇徹底倒台，卻都沒有讓毛澤東停止「文革」的瘋狂舉措，而且「文革」造反破壞的主要對象，不是國家行政機器，而是共產黨黨官僚。
鬥爭劉少奇不足以解釋毛澤東的行為，顯而易見。「文革」陸續出土許多文件資料，讓人們逐漸清楚「文革」帶來的狂亂與悲劇，不過若是要思考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理由，那麼最富參考價值的材料，首推毛身邊醫生李志綏的回憶了。
李志綏近身觀察讓我們看到毛權力慾望真正的極端程度。一九五○年代，當毛澤東自己下令要全中國「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中國上上下下都在努力學俄語，大學英美語文教學全面停擺時，毛澤東最熱衷做的事，竟然就是學英文！
沒有任何合理的原因，讓他在那個時間點上學英文，唯一的解釋──連他自己設下的規定，毛澤東都不願、不能遵守，他的權力滿足來自於他的「例外性」，他不必遵守任何規定。
所以有時候就連最重要的「五一」、「十一」大典，毛澤東都會因為起不了床而缺席。坐在火車上，管它是白天黑夜，毛隨時可能想睡覺，專列火車就必須停下來，連帶地周圍幾十列幾百列火車班次同時停擺，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主席會醒來，也就沒人知道多久以後火車才可以復駛。
毛不只不能忍受聽別人的指使，他甚至無法忍受有規定跟制度限制他，即使那些規定、制度是他自己訂的。他這種空前高漲的權力意識，化成打敗日本人、美國人、蔣介石的強悍革命意志，不過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就形成了嚴重的問題。
國家不能沒有體制，執政的政黨也不能沒有固定系統。就算毛自己不服從體制，他自己高於系統、超越系統，他的同志們畢竟要慢慢收拾收束在黨政官僚裡，對官僚規則的看重，逐漸超越過去革命中人與人的流動關係。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儘管歷經各種運動風波，黨官僚畢竟還是一層層地建起來了，過去的革命夥伴各有各在官僚中的位置，按照體系安排彼此對待，也照著體系規則尋求提高地位、增加權力。
他們並沒有挑戰毛澤東的地位與權威，但是他們的政治權力認同，無可避免越來越傾向於抽象的黨，而不是具體且任性的毛。
這正是毛最厭惡、最不能接受的。世界凝固了，一切都有了秩序有了規矩，毛能夠任性活動的空間越來越小。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決定阻止世界在他周遭進一步凝固，直接實際的做法，就是摧毀黨官僚，他要用個人意志個人力量逆轉黨和國家建制化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在毛心中，不是策略，不是手段，是真正徹底的絕對改造，他要從人的內心、從社會文化上，終止追求建制、追求秩序的衝動。「造反有理」因為造反就是打破建制、打破秩序，所有建制、秩序所成就的，通通被視為「舊」，也就通通都可以消滅。
革命經驗與革命口號長期影響下，毛澤東對於「群眾」的基本認知，就是：群眾不滿現狀，熱終於打破現狀，認為打破現狀有助於改善自己的情況。到了六○年代，共產黨建國、執政的結果，其實大幅減少了潛在的「群眾」，畢竟中國連續動亂了半世紀，誰不想藉著新中國的解放，休息休息喘口氣呢？無法發動原本的「群眾」，毛澤東於是轉而發動學生，後來發現連大學生都不具備那麼強烈的造反「群眾性」，索性再將目標放到高中生身上，因而釋放出了那既驚人又恐怖的童稚、野蠻破壞力量。
短短兩年內，「紅衛兵」的力量就摧毀了毛澤東視為眼中釘的黨官僚，然而從開始「軍管」到「文革」落幕，卻還要再等漫長的八年。至於「文革」留下的後遺症，到今天快半個世紀後，還沒有人敢說已經真正清除了。
「文革」完全毀掉了中國共產黨原來的領導階層。造反派打倒當權派，接著就輪到造反派被看作當權派打倒。一波又一波，再厲害再會鬥爭，誰也防止不了「造反」造到自己頭上。唯一的例外，只有毛澤東。幾年下來，中共所有人都失去了權力正當性，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維持不住局面，華國鋒也保不住權力，鄧小平勉強登基，接下的畢竟是一個人才嚴重不足，而且官僚秩序蕩然無存的國家。
「文革」不只毀掉當時的建制與秩序，連帶毀掉了建制、秩序在中國的基本合法性。一整代人在童稚、野蠻破壞中生存長大，從來沒學會如何打造制度，更從心底瞧不起秩序，這樣的國家，別說如何在國際間競爭，連要在內部跟自己和平相處都極度困難。
一直到今天，中國都還在「後文革」的階段中持續蛻變。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的書，堆積、鋪陳眾多的細節，讓我們具體走過「文革」的歷史巨變，感受「文革」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真正領受到「文革」中彰顯的人類行為荒謬性，切身感知文明的脆弱。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如實地思考集體行為內在高度的可操控性，以及如何防止群眾被煽動、操控，創造出無可挽救的傷害。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找到衡量中國內在精神扭曲的尺度，進而了解現實中國依舊未能徹底拔除的暴力導火線所在。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評價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治療與進步，並依此投射預見中國未來可能的轉化速度與幅度。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看出鄧小平的關鍵歷史地位與發揮的關鍵作用，公平地承認他對拉住沉淪中的中國作出了多大的貢獻。細密地凝視「文革」，同時將「文革」複雜因素放進對中國的圖像裡，我們才有機會擺脫許多來自傳統與古遠歷史的刻板印象，在自己的認知架構中，有效地刻寫現實而不虛幻的中國。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723223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640頁 / 16k菊 / 14.8 x 21 x 3.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清理階級隊伍是一場旨在解決「敵我矛盾」的運動。在大概同一時期，解放軍開展了一場旨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較為溫和的運動，名為「三忠於、四無限」，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熱愛共產黨、無限熱愛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你可以或多或少地感覺到：人們是真心地尊敬毛，把他當作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這種真摯的感情已經被國家發起的個人崇拜所取代，它充斥了精心編排的儀式，把毛最平庸的見解也奉為金科玉律，而偏離此道的行為則將遭到嚴厲打擊。
這場運動的重點是儀式和儀式化的講話，後者催生了不少新的語彙。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忠字化」的儀式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強大的中央宣傳機器合作的結晶。比如簡稱為「早請示、晚彙報」的儀式，最早是由北京針織總廠的大約兩千名女工發明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該廠軍管會工作的八三四一部隊的一些官兵向主席彙報了有關情況。根據他們的描述，整套儀式包括四個部分：
（1）上班前在毛主席的畫像前「請示」，從而「心明眼亮有方向」；
（2）生產中學習工廠牆壁上的「語錄牌」，從而「幹勁猛增長」；
（3）交班時和同事交流語錄，「互相關心互相幫」；
（4）下班後再在毛主席的畫像前「彙報」，檢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
在這篇有關北京針織總廠的長篇報告中，對這套儀式的描述只占一小部分，毛的批示是「看過，很好，謝謝同志們！」中共中央立即把該報告發給全國各地，要求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參照執行」。 到一九六八年初，中國各地數以億計的民眾都在實踐著這套儀式，版本有所不同，多多少少都經歷了精心的編排。日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高行健是這樣描述的：
清晨六點鐘廣播喇叭一響，便都起床，二十分鐘內刷牙洗臉完畢，都站到土牆上掛的偉大領袖像前早請示，唱一遍語錄歌，手持紅小書三呼萬歲，然後去食堂喝粥。之後，集中念上半個小時《毛著》，再扛鋤頭鐵鍬下地。
一位參加儀式的人日後寫的這段話可能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我覺得這套儀式無意義、屈辱、單調，不過我當然不會這麼說。」
在「三忠於、四無限」運動中，革命委員會印製小冊子教導人民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怎樣言談舉止。典型的例子是：「忠於毛主席，就必須加強階級觀念，言必稱階級，言必稱道路，狠批修正主義……（否則）就根本談不上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忠誠。」運動中甚至還出現了「忠字舞」，所有人都必須學會。在瀋陽火車站，乘客們要花一點時間跳一段忠字舞才能上車。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利用魯肅的仁厚，遊說江東，建立了孫劉聯盟，赤壁一戰打敗了曹操八十餘萬大軍。然後，巧借荊州，智取西川，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原本東奔西竄的劉備集團，憑藉諸葛亮天人般的智慧，在曹操、孫權的夾縫中巧取豪奪，占據了三分天下之一分，開創了蜀漢基業。 在羅貫中筆下，魯肅仿佛就是諸葛亮的一枚棋子，說服孫權、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妙借東風，把一盤決定漢末歷史走向的大棋局玩弄於股掌之間。 其實，這都是羅貫中或者說是毛宗崗父子尊劉貶曹，無限抬高甚至妖魔化諸葛亮的所為。歷史真實中，操控孫劉聯盟，打贏赤壁之戰，乃至奠定三分天下之人，正是《三國演義》中被諸葛亮當做棋子的魯肅魯子敬。其中，把荊州借給劉備，又是這盤大棋局中非常精妙的一著，可謂推動歷史朝著三分天下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子。 東漢末年的群雄爭霸逐漸演繹到三國「演義」，魯肅是歷史關鍵節點上最重要的人物。假如復盤這段歷史大棋局，我們似乎能夠驚奇的發現，魯肅才是這盤棋局的高明棋手，諸葛亮反倒成了棋局中的一枚棋子。魯肅每走一子，都驚心動魄，殺機四伏。 ... 預伏殺招，謀劃「鼎足」三分天下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魯肅接受周瑜之說，率部投奔孫權。建安五年，在一次會議中，孫權聽了魯肅的發言，十分欣賞。賓客散後，孫權單獨招回了魯肅，向他詢問天下大計。魯肅對孫權說：「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時，可乘北方諸侯混戰之際： 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三國志·魯肅傳） 魯肅的這番話，透露出一個重大信息，就是天下將呈「鼎足」之勢。然而，此時，劉備尚在四處奔波漂泊之中，北方列強中原逐鹿，正處於如火如荼之際。魯肅認為，曹操一定能夠平定北方，但他卻不敢取代漢室。因而，在魯肅眼中的「三足鼎立」就是東漢王朝、曹操、孫權的三分天下。 孫權聽了魯肅的話，簡直不敢相信，認為自己只能做一個保東南一方平安，盡力輔佐漢室的臣子，魯子敬所提及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到了公元229年，東漢滅亡的第九年，孫權稱帝。在登基大典上，孫權想起魯肅當年所說的話，感慨不已，對群臣說：「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孫權的意思是說，魯肅早就對我說過會有今天，他真是有先見之明能夠預料天下大勢之人。 然而，當年魯肅提出鼎足天下的戰略構想後，孫權雖然認為很是高明，但卻沒有依照此策積極推進，而是據守江東，臣服漢室。直到建安八年，曹操掃平北方之後，孫權似乎才意識到天下大勢已經按照魯肅的預料，朝著「鼎足」方向發展了。於是，起兵攻打黃祖。此戰，雖然大破黃祖水軍，但卻沒有攻占江夏。此後，孫權於建安十二年、十三年連續對江夏用兵，終於將黃祖擒斬。 但是，此時已平定北方的曹操，開始向荊州進兵，孫權只得放棄江夏，只擄走了數萬人口。《三國演義》中說，孫權攻打江夏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給父親孫堅報仇。孫堅曾經與劉表作戰，被劉表部將黃祖所殺，孫權三次攻打江夏，當然也有為父報仇的目的。但是，攻占江夏，推進魯肅的戰略規劃，才是其根本原因。只不過，孫權坐失良機，失去了進伐劉表，占據荊州，扼住長江天塹，然後建立帝王霸業，與漢室、曹操爭奪天下的最佳時機。 ... 《三國演義》中讚揚諸葛亮「隆中對」，說孔明先生未出茅廬而知三分天下。查閱歷史，劉備三顧茅廬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據魯肅提出「鼎足」之說已經過去了七年時間。諸葛亮是二十七歲的時候出山相助劉備的，反推過去，魯肅提出三分天下的時候，諸葛亮才二十歲。 《蜀書·諸葛亮傳》說，孔明先生原本是山東瑯琊陽都人，父母早喪，跟隨叔父諸葛玄來到了荊州。建安二年，也就是魯肅提出「天下鼎足」的那一年，諸葛玄死於民變，諸葛亮便到南陽鄧縣，躬耕於隆中。此時，估計諸葛亮尚未靜觀天下大勢，三分天下之策恐怕還沒有腹稿。 因而，也有觀點說，諸葛亮的「隆中對」有抄襲魯肅「鼎足」之嫌。這個並沒有實錘依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很清楚的記載了諸葛亮躬耕南陽時，「好為《梁父吟》」，熟知春秋戰國以來的天下局勢演變，因而，每以管仲、樂毅自比。對此，與諸葛亮交往甚密的崔州平、徐庶深以為然。諸葛亮關注天下大勢，總結歷史經驗，得出「鼎足三分」的預判，是完全可能也十分可信的。 何況，魯肅是在孫權單獨召見時，提出了「鼎足」戰略規劃，恐怕連很多東吳要員都不一定知道。而且，諸葛亮的「鼎足三分」與魯肅所見略有不同，「隆中對」很明顯是為劉備量身打造的，「三分天下」的主角是劉備、曹操、孫權。 兩份「鼎足三分」戰略出自兩大謀略家之手，可謂不謀而合，也為後來的孫劉聯盟順利締結奠定了戰略基礎。更要命的是，魯肅、諸葛亮的戰略眼光不約而同的盯在了兵家必爭之地——荊州。於是，孫劉兩家在這塊土地上展開了異常激烈的大博弈。魯子敬技高一籌，不僅完勝諸葛亮，還把蜀漢淪為東吳「打手」，導致在「鼎立」格局中最先折足。 魯肅在「鼎足三分」的戰略謀劃中隱伏了致命殺招，劉備集團不過是一枚暫時被運用的棋子而不在魯子敬的三分定鼎的戰略謀劃之中。遺憾的是，孫權缺乏孫策霸氣，沒有在北方紛亂之際奪取先機，接手東吳八年時間裡，基本上是固守父兄基業，幾乎沒有向西開疆拓土。別說孫權及早占據荊州，只要乘曹操平定北方群雄之時，擴大地盤或向西發展，恐怕曹操也不敢輕易南下，三足鼎立的局面會更早形成。同時，東漢王朝也不會挺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天下」將是魏吳爭霸的格局。 ... 退求其次，締結孫劉聯盟共治曹操 孫權攻占江夏，擒殺黃祖，但卻不敢據此以取荊州。此時，曹操已經基本完成統一北方大業，收拾人馬，鋒芒南指，意欲一統華夏。與魯肅、諸葛亮一樣，曹操南征的戰略目標也是首先奪取荊州。然而，曹操占據荊州並非是要謀求三分天下，而是要一舉蕩平孫權、劉表兩股勢力，天下盡收囊中。恰在此時，劉表病故，留下了荊州這副爛攤子。 魯肅得知這一消息，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準確的預見到，要穩定荊州局勢，使之成為東吳屏障以抵抗曹操渡江，劉表的兩個兒子是靠不住的。因而，魯肅及時向孫權建議： 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請得奉命吊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三國志·魯肅傳》） 魯肅認為，劉備雖然依附於劉表，但卻是「天下梟雄」，只有他才能夠穩住荊州局面，成為抵禦曹操的重要力量。倘若曹操攻打荊州，劉備孤立無援，則有投降曹操的可能。如此，東吳就無比危險了。從魯肅的話語中不難看出，這個時候，已經是在催促吳侯做決策了。好在孫權雖無其兄開疆拓土的雄心壯志，但還是繼承了孫氏家族的鐵血基因，有志於爭霸天下。因而，在魯肅的勸說下，孫權力排眾議，決心與曹操決一死戰。此時的孫權唯魯肅之計為聽，當即決定讓魯肅前往荊州。 魯肅帶著孫權的書信，火速北上。然而，確如魯肅所料，劉表的兩個兒子在大敵當前之際沒有形成合力，曹操幾乎兵不血刃的占據了這個決定東漢末年歷史走向的戰略要衝。魯肅在路途中得知劉琮已經投降曹操，於是倍道兼程去尋找劉備。走到當陽長坂坡時，魯肅與劉備會合。 ... 《三國志·先主傳》中記載，當時「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 」 《三國演義》第四十一回、四十二回書著重寫了這一段故事，但卻沒有提到魯肅在這裡與劉備相遇。魯肅見了劉備，拿出孫權的書信，陳述東吳將依仗長江天險與曹操抗衡，希望劉備與孫權結盟，共同對抗曹操。這是劉備求之不得的事情， 對魯肅的提議非常愉悅。為了促成孫劉聯盟，魯肅對諸葛亮說，我與你哥哥子瑜（諸葛瑾）是好朋友。 於是，孫劉兩家便在當陽約定聯盟，共抗曹操。 劉備掙脫曹操追擊後，邀請魯肅到了夏口，商議具體聯盟事宜。劉備派諸葛亮與魯肅一道前往江東，去見孫權。在魯肅的提議、策劃和主持下，孫劉聯盟在火線達成。 不知何故，陳壽在《三國志·先主傳》中沒有提及魯肅當陽之行，《三國志·諸葛亮傳》還這樣記載孫劉聯盟締結之事：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大概，《三國演義》據此演義，把孫劉聯盟的主角說成了諸葛亮。羅貫中的故事是這樣寫的： 魯肅聽說劉表去世，曹操大軍已經占據荊州，劉備也已經逃到夏口。於是，向孫權建議，以弔喪為名前往夏口，勸說劉備共同抗擊曹操。這個時候，諸葛亮對劉備說：「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向孫權求救，以為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 劉備說，江東人才濟濟，怎麼可能按照我們的意圖行事？ 諸葛亮胸有成竹的說，曹操以百萬之眾南下，江東肯定會有人前來找我們探聽虛實。他們派人過來，我便趁此機會前去江東，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 ... 孔明的計謀原本並非孫劉兩家共同抗曹，而是讓曹操、孫權相互吞併，不管哪一方獲勝，劉備都可以占據優勢，從中牟利。 諸葛亮的如意算盤打得實在是精妙，因而，魯肅到來之後，還沒來得及陳述孫權的意思，諸葛亮就一番說辭把魯肅弄得暈頭轉向。 《三國演義》這樣寫故事，其實並沒有大毛病。在諸葛亮的戰略構想中，也是要奪取荊州。然而，劉備不忍奪取兄長劉表基業，先後錯過了占據荊州、襄陽的絕佳時機。不過，這其中有一個問題，即便是劉備占據了這兩個地方，他是否能夠抵擋曹操的進攻呢。因而，劉備的「不忍」背後，應當隱藏著諸葛亮的算計，那就求救於孫權以避免覆滅的命運。之於孫劉聯盟而言，劉備這邊恐怕是處於被動的。實際上，據《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所說，劉備的打算是去投奔舊交蒼梧太守吳臣。 原本占據主動的魯子敬在羅貫中筆下成了任由諸葛亮擺布的棋子，老老實實的按照孔明先生的意思，帶著詭計多端的臥龍先生到江東主導了赤壁之戰以及三分天下的走勢。原本由孫權方面提出來，劉備所期望的孫劉聯盟，反倒變成了魯肅乞求劉備援手江東，救九州八十一郡於水火之中。 其實，依據正史記載，魯肅是在孫權錯失良機，失掉荊州戰略要地之後，面對曹操壓力的情況下，給孫權所出的退一步自保的策略。按照當初的計劃，劉備根本就不是魯肅眼中的三足之一，曹操大軍南下，孫權尚無力與之抗衡。以劉備在江北策應，迫使曹操面臨兩線作戰，東吳得以自保，劉備則繼續以屏障之勢，抗擊北面之敵。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記載了孫權採納周瑜、魯肅的建議，決心與曹操決一死戰時講到一番話：「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此時，劉備依然不在東吳爭霸天下的對手之列。所以，魯肅的孫劉聯盟戰略只是把劉備作為一枚棋子，占據江北策應東吳作戰。 魯肅的計劃得以順利實施，曹操尚未在長江完成集結，劉備就率先與曹操接戰。《三國志·武帝紀》中說：「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果如魯肅所言，江北劉備僅以兩萬兵馬就抵住了曹操的攻勢，為江東備戰，最終取得赤壁之戰大勝贏得了時間。 孫劉聯盟在赤壁之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大拐點——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 詭借荊州，孫劉博弈暗藏殺機 孫劉聯軍在赤壁火燒曹營，然後乘勝追擊，一直將曹操趕至南郡。作為戰勝一方，孫劉兩家便開始了利益劃分。劉備率先出手，表劉表長子劉琦為荊州刺史。同時，出兵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范、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赤壁之戰一年後（公元209年），劉琦病死，群僚推舉劉備為荊州之主。 據《三國志·魯肅傳》說，劉備從劉琦手中接過荊州事務後，便致書孫權「求都督荊州 」。江東群僚認為，讓劉備統領荊州事務，等於是為自己養了一隻猛虎，隨時都將威脅江東。魯肅力排眾議，勸說孫權答應劉備的請求，其目的還是為了「共據曹公」。但是，魯肅有個條件，那就是讓劉備都督荊州，並不是把這個地方讓給劉備，而是暫時「借」給他。 借，是要還的，說明荊州應當是孫權的地盤，暫時讓劉備有個安身立足之地。劉備得了荊州，自然要發展勢力，這樣，就可以防止曹操南下，繼續維持孫劉聯盟的局面。因而，孫權將荊州「借」給劉備的消息傳到許都，「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這就奇了，劉表原是荊州刺史，此地即為劉氏所有。赤壁之戰，又是劉備占據了荊州，表奏劉表的兒子為荊州刺史，還是劉氏的地盤。即便是劉琦死後，劉備接手都督荊州事務，這個地方依然是名正言順的歸劉氏所有，完全不需要向東吳去「借」。 ... 史書中沒有講清楚劉備為何要向東吳「借」荊州，退一萬步講，劉備與劉表父子沒有這層關係，也是從戰爭中奪取的地盤，孫權有什麼資格說荊州就是自己的？這是一處很詭異的歷史，《三國演義》中說，赤壁之戰後，劉備移兵公安（油江），製造奪取南郡的假象。周瑜知劉備在公安，便做出判斷，與魯肅商議，迅速進兵攻打南郡。 經過近一年時間的交戰，周瑜終於將曹仁從南郡打跑。但是，諸葛亮則暗中派趙雲襲取了南郡，遣關羽占領了襄陽，以張飛奪取了荊州。於是，仿佛荊襄九郡都歸於劉備。 實際上，史書中沒有任何一處提到荊州是這般情況下，成為劉備的地盤的。假若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劉備是自己奪取的荊州，而且，還是從曹操手中奪取的，最多是利用了周瑜攻打南郡，牽制曹操方面的兵力和注意力而已。如此，「借」荊州便不能成立。 《三國志·武帝紀》、《吳主傳》中都提到一件事，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曹操、孫權在合肥的一次局部衝突。 《武帝紀》中說，「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這則記載說，孫權是為劉備攻打合肥，這件事情是發生在赤壁之戰前夕。曹操從赤壁敗走後，劉備就得到了荊州。 ... 《三國志·吳主傳》則把攻打合肥的事情講得比較清楚，赤壁之戰後，孫權攻打合肥，曹操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時間上雖然很清楚了，但是，《吳主傳》卻沒有提到打合肥是為了給劉備找個安家之處，也沒有講到曹操從荊州前往合肥，劉備乘機襲取了荊州。但是，《吳主傳》中提到了另外一件事，說是劉備得了荊州之後，孫權感到很害怕，便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劉備。綜合各方面的信息，應當是劉備乘赤壁之戰曹操敗往北方之際，奪取了荊州。 既然如此，劉備為何要向孫權「借」荊州呢？假如是借，完全是劉備欠孫權的，應當無條件歸還，孫權犯得著攻打給劉備攻打合肥來換荊州嗎？ 有觀點認為，孫權是在魯肅的建議下，把東吳占據的荊州部分地區借給了劉備。這個觀點似乎值得商榷，以魯肅的戰略謀劃，是絕對不會做出這樣的讓步的。如此戰略要地，涉及到東吳生死存亡的大事，魯肅不可能如此糊塗的把荊州全部「借」給劉備。 即便是劉備乘機奪取了荊州城（實際上劉備的治所依然是在公安），孫權方面則據守江北，很容易襲取甚至奪取這個「帝王之資 」。從後來的歷史中看，東吳在沒有討回荊州之前，一直在與劉備爭奪荊州所屬四郡。說明赤壁之戰後，武陵、長沙、桂陽、零陵這四個長江以南州郡都沒在孫權手中，何況江北所屬地區了。當時，南郡都還在曹操手裡，孫權卻任命程普為南郡太守，說明荊州也已經劃入江東版圖，只是沒能掌控在手而已。 然而，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劉備借荊州這件事。綠野老道認為，劉備借荊州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赤壁之戰後，劉備僥倖得到了這個州郡。但是，北面曹操虎視眈眈，南面孫權也把這裡當做必爭之地。以劉備的實力絕對守不住這個戰略要地，為了藉助孫權勢力以暫時自保，繼續維持孫劉聯盟局面以圖大計，便自認弱小而向東吳「借」荊州。所以，借荊州其實是借勢力，劉備為避免腹背受敵，勉強保住荊州的無奈選擇。劉備得了西川，勢力強大了，便一口賴掉了歸還荊州的承諾。 那麼，孫權方面呢？魯子敬把荊州借給劉備，周瑜、張昭等都持反對意見。其實，魯肅借荊州暗藏殺機，孫劉聯盟從這個時候開始，進入了血腥的搏殺階段。到底鹿死誰手呢？ ... 調虎離山，「隆中對」終成南柯一夢 諸葛亮所規劃的三足鼎立戰略，同樣是以荊州為戰略要地。在《隆中對》中，諸葛亮是這樣描述荊州的重要性的：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其中，「利盡南海，東連吳會」這一條正是針對魯肅「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的防禦和進攻策略的。荊州據長江之險，正是東吳所依仗的天然防線，假如荊州落入曹操、劉備之手，都可以直接順流而下，長江天險將不復存在，東吳便時刻面臨全盤崩潰的危險。 諸葛亮的計劃比魯肅的戰略更明目張膽，可以面對兩種選擇，既可以向北面進攻，更可以順流而下直通吳會，三吳之地一鼓而下之。而且，諸葛亮占據荊州之後的下一步計劃就是奪取益州。這個戰略意圖實現後，對東吳的威脅可謂加倍。諸葛亮不僅可以遣一上將從荊州北出宛洛，逐鹿中原，更容易從益州順流而下，與荊州相聯形成源源不斷的攻勢，無論從戰力保障還是後勤保障方面，蜀漢集團將占盡優勢。 魯肅對諸葛亮的戰略謀劃洞若觀火，一眼就看清楚劉備集團最先攻擊的目標不一定是北方的曹操，而是東南的孫權。當時的局勢也是如此，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勢力強大，無論孫權、劉備都不足以與之抗衡。更為重要的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自稱漢室宗親，在漢室尚存之際，劉備即便有實力奪取北方，但名不正言不順，恐怕不會貿然興兵以招不忠不義的罵名。 所以，綠野老道認為，諸葛亮《隆中對》所策劃的首選攻擊目標不是曹操，而是孫權。這可能就是諸葛亮所說的「天下有變」，即曹操篡位，東漢王朝滅亡。此時，劉備才能名正言順的從荊州出兵北伐。 ... 對此，東吳的策略是攻占其他地盤，與劉備置換荊州。周瑜掌兵時，便對南郡、合肥發起攻擊，孫權也不惜親自出馬，爭奪曹操的地盤來換取荊州。這兩個地方孫權都沒有拿下來，南郡反倒為劉備所得。於是，魯肅把目光瞄準了益州。 當時，周瑜、甘寧建議孫權西取益州。孫權沒有答應，反倒去諮詢劉備，西蜀是否可取。劉備一聽，立即謊報孫權，說，我與劉璋都是漢室宗親，現在劉璋得罪了手下，我也感到很害怕。請孫將軍讓我前去處理這件事，如果劉璋實在不聽，我就把他放歸山林。孫權大概聽信了劉備的謊話，於是，劉備入川，不久就奪取了益州。 這件事情記載於《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雖然沒有寫得很明確，但應當與魯肅有關。魯子敬對諸葛亮的《隆中對》分析得非常準確，劉備遲早是要奪取西川的。不如就此將劉備調入西川，再要回荊州，實現戰略轉換。所以，周瑜、甘寧建議攻取蜀地，孫權不僅沒有採納，反而去告知劉備。大概其中有魯肅在發揮作用，虛張聲勢，讓劉備迫不及待的入川。 劉備入川是在公元211年，赤壁之戰剛剛過去三年時間，以劉備所積蓄的力量，輕易拿下恐怕不易。而且，曹操也在這一年，派鍾繇入漢中討伐張魯，東吳則明確提出來要出兵攻打。迫於形勢，劉備率兵入川。果不其然，劉備、諸葛亮輕視了川蜀人才及實力，在西川打得很不順利。龐統陣亡之後，劉備、諸葛亮不得不調集荊州重兵，以主力入川作戰。奪取益州之後，曹操進兵漢中，於是，曹劉兩家在漢中展開爭奪。 ... 劉備大軍在漢中與曹操打了兩年時間，基本無暇東顧，此時的荊州勢單力孤，為東吳隨時襲取提供了有利條件。 起先，劉備既要瞞著孫權，又要不引起劉璋的懷疑，企圖神不知鬼不覺的得了益州。所以，留下了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大將，確保荊州不丟失。假如龐統不死，益州如願輕易拿下，東吳要想如後來那樣比較輕鬆的奪回荊州，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 現在，在史料中已經查不到孫權為何要向劉備通報取益州的想法，也不可能再知道魯肅是否對益州的局勢進行過評估，料定這個地方不一定能夠輕易奪取，這才將劉備提前實施了金兵益州的計劃。但是，從後來的局勢發展來看，劉備得了益州，確實幫助東吳實現了戰略轉換，解除了東吳的戰略壓力。同時，因為劉備入川，孫權奪取荊州，三國鼎立局面才宣告正式形成。 而劉備、諸葛亮因為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川蜀漢中，戰線拉得過長而無法對荊州實施有效支持，也迫使關羽孤懸一方，兩面受敵。關雲長失荊州是遲早的事情，東吳不偷襲，曹操也隨時有可能占領。 荊州丟失，意味著諸葛亮《隆中對》所制定的戰略規劃徹底破產，「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的爭霸宏圖被一筆勾銷。 孫權成功的將劉備引入西川，然後奪回荊州，基本上實現了魯肅的戰略謀劃。公元220年收回荊州之後，孫權於公元229年稱帝，中國歷史進入到三國時代。 ... 高明的棋手 天作棋盤星作子 從上述分析來看，赤壁之戰之後，三國尚未成型。以魯肅的戰略謀劃而言，曹操依然強大，東漢王朝也沒有走到末路。但是，因為局勢驟變，劉備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加入了爭霸行列。這個變化原本不在魯肅的戰略大局之中，但魯子敬審時度勢，果斷提出聯劉抗曹策略，等於是把劉備拉入了遊戲圈，進入到自己的棋局之中。 魯肅的聯劉抗曹計劃是單獨給孫權匯報，且悄然實施的。此時，周瑜的計劃是率三萬精兵進駐夏口，而夏口卻是劉琦鎮守，諸葛亮給劉琦獻計避禍之時，早就準備的後手棋子。周瑜名曰進駐，實則占領，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聯合荊州共治曹操。假如劉備到了夏口，周瑜依然把這裡當做抗擊曹兵的前敵陣地，那麼，有沒有可能促成孫劉聯盟呢？恐怕很難。 當時，劉備在諸葛亮的建議下，準備投奔蒼梧太守吳臣。這樣，劉備便可退出赤壁之戰，達到諸葛亮靜觀戰局，然後從中取利的目的。從蒼梧地理位置來看，同樣可以出兵北上占據荊州。幸虧魯肅及時趕到，說服劉備與孫討虜聯手，避免劉備深入南方，聯手吳臣，成為臥榻之側的心腹之患。東吳若勝，劉備抄後路，在奪取荊州的同時，也可以選擇往西北方向發展，奪取益州，兌現《隆中對》。曹操若勝，則東吳必亡。 魯肅見到劉備、諸葛亮之後，態度非常誠懇，促成了孫劉聯盟。此時，劉備、諸葛亮似乎有急於求成，坐地掠奪戰果之嫌，便改變主意，放棄了南渡計劃，與孫權聯手就地抗擊曹操，謀求發展。這樣一來，為赤壁之戰孫劉聯軍的勝利和三國局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而，這一盤棋是魯肅在操控，劉備、諸葛亮倒成了一枚棋子。 ... 赤壁之戰結束後，魯肅不急於瓜分戰果，而是選擇戰略退讓，把荊州憑藉東吳強於劉備，成劉氏集團立足未穩之際，把荊州「借」給了劉備。同時，保留了長沙、益陽、常德、桂陽、零陵等中間地帶，以備戰略轉換。劉備奪取西川之後，魯肅加緊實施討回荊州的計劃，與劉備據理力爭。 且說劉備得了西川，便開始實施南圖戰略，試圖奪取江南各郡，推進諸葛亮的《隆中對》計劃。上文講到，諸葛亮進攻的首選目標就是東吳，這一點，可以從劉備對江南各郡的爭奪上一窺端倪。因而，劉備從西川率兵抵達公安，命令關羽攻占益陽。 魯肅清楚的看到了劉備的意圖，在益陽與關羽對峙，並調集兵力，準備攻打長沙等四郡。然而，此時，魯肅依然需要穩固孫劉聯盟，並不準備在這個時候自相殘殺，而讓曹操有機可乘。魯肅在益陽約請關羽，導演了一場單刀會，迫使劉備讓步，以湘江為界，劃定雙方轄區。魯肅的這次行動，制約了劉備集團的向南漸進的策略，也為日後奪取荊州做了前期準備。 劉備在東吳的壓力下，占領了益州，並在與曹操的爭奪中得勝，收取漢中。這樣一來，諸葛亮的《隆中對》計劃似乎已基本形成。但是，東吳面臨的危險卻成倍增長。然而，魯肅並沒有慌亂，而是蓄甲以待，對荊州虎視眈眈。 《三國志·呂蒙傳》說，魯肅起先看不起呂蒙。在鎮守陸口時，魯肅有一次途經呂蒙駐地。部下勸說魯肅「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於是，魯肅前去看望。一見面，呂蒙就問魯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 魯肅故意應道，如果有什麼情況，臨時採取對策也不遲。呂蒙一聽急了，說道：「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於是，呂蒙為魯肅「畫五策」。魯肅於是站起身來，拍著呂蒙的背說：「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 ... 魯肅對呂蒙提前謀劃奪取荊州之計非常讚賞，對他「刮目相看」。魯肅拜見了呂蒙的母親，與呂蒙結為好友。魯肅去世後，孫權依其提議，任命呂蒙鎮守陸口，魯肅的兵權盡呂蒙。由此可見，魯肅在「借」荊州，然後奪取荊州方面有非常長遠的謀劃布局，並非讓劉備長期占據。 在魯肅的謀劃中，劉備只是一枚棋子，作為牽制曹操並抵擋曹操的擋箭牌。如果誘導其西入蜀地，則勢必將戰線拉得很長而對荊州失去控制。在北面曹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關羽不得不選擇主動出擊，以解除兩面受敵的壓力。 《三國演義》說，關羽拒不執行諸葛亮「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既定方針，對孫權很不友好。其實不然。孫劉聯盟是有條件的，利益死結就是荊州。這個死結不解開，孫權是絕不會無條件妥協，攻占荊州勢在必然。而曹操也時刻沒有放棄對荊州的覬覦，同樣希望得到荊州為進退之本。關羽在荊州，對曹操是個威脅，同時，也阻止了曹兵再次南下的步伐。 關羽不得不選擇向北進攻，儘量解除腹背受敵的危局。而遠在成都的劉備，依然忙於應對周邊蠻夷的叛亂，提防曹操對漢中的進攻。到蜀漢滅亡之時，劉備集團所能控制的實際地域非常有限，後來的歷史學家甚至還得出了蜀漢只有九十餘萬人口的結論。如此，劉備還有能力顧及東面的關羽嗎？ 魯肅的這一招實在厲害，諸葛亮被限制在狹小的一隅，無法施展《隆中對》的戰略計劃，三國局面相對比較穩固。魯肅生前一直極力維持孫劉聯盟的戰略格局，三足鼎立穩步向三國推進。然而，魯肅死後，形勢驟變，關羽失荊州，迅速被斬首。假若魯肅還在，關羽恐怕不會過早的退出歷史舞臺吧。 荊州易主，關羽授首，三國相對穩定的局面被打破。雖然在此後的若干年中，諸葛亮勉力北伐，但因為荊州丟失而被斬去一翼，諸葛亮總有天神般的智慧，也很難光復漢室，回到炎劉時代了——歷史就這樣向前推進。 ... 三國時代，英雄輩出，天作棋盤星作子，一盤驚天大棋局留在了中國歷史燦爛的星空。無論曹操、劉備、孫權，還是魯肅、諸葛亮……都是偉大的棋手，也是這局大棋的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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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g4o43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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